革开放的大变革年代，有一个愿意激进改革的领导肯定是一件好事，只不过，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太过激进了，或者是没有经过认真严谨的实际调研，就拍脑袋决定了，那么就肯定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副作用。副作用不大的话倒还无所谓，如果副作用太大的话，那就要成为瞎折腾了，最后受到损失的还是公家和老百姓。
黄鹤年蹙着眉头思考了一会，然后问道：“明宇，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支持咱们市借鉴浙江的‘量化改革’运动？”
是否进行“量化改革”，这是一件关系着整个青江市数十万企业职工福祉的大事，陈明宇不想轻易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他自己也还没有想好。虽然他对“当年”这一段历史有着比较清楚的记忆，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旁观者，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目前的优势只在于那些他能了解到的表面现象上，而对这次运动的很多深层次的内容他并不了解，另外，他也非常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所以他不能给出一个不负责任的回答。
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倾向于现在就搞“量化改革”运动，时机还不够成熟，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如果盲目上马，那么带来的可能就不是成绩，而是一个引爆社会矛盾的*包。
因此，陈明宇便字斟句酌的说道：“我觉得，‘量化改革’运动，以及产权明晰，是那些挂着集体帽子的企业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该怎么走，什么时候走，怎么样走才能尽量的减少副作用，就是一个很艰难的大课题了。如果弄不好，就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私分集体资产的盛宴，进而可能会引发非深刻的社会矛盾。”
黄鹤年点点头，道：“其实咱们两个的想法差不多，我也觉得这条路必须要走，但是该怎么走才合适，确实是一个难题啊！”
陶学伟则非常直接的说道：“我觉得，咱们市搞‘量化改革’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浙江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别活跃，有着特别浓厚的氛围，但是咱们这儿的氛围可要比浙江那边的氛围差的太远了，如果贸然上马，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另外，黄主任，对于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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