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耸了耸肩。
我继续问道：“你用这个醉花蛊杀了你的仇人？”
干尺拢起衣服，漫不经心的道：“也算吧。”
干尺给我讲了她的过去。
干尺有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亲姐姐干闻。
干尺的父亲是一名农民工，在工地做了两年，却一分钱也要不到，只能跟着工友一起站上了高楼。
他们举着红彤彤的条幅，声嘶力竭的着，他们辛辛苦苦的血汗钱，一分也没拿到。
包工头慌里慌张的跑过来，解释是开发商拖欠工程款，他也没钱。
群众探头探脑的看热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甚至还有一些起哄的，问这些农民工还跳不跳，不跳别在这儿吓唬人。
警察维持着现场的秩序，谈判专家着劝慰的话。
所有人都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却没有一个人农民工的血汗钱该由谁来拿。
天台上的风那么大，吹得人头昏脑涨。
站在天台上的农民工们像丑，又像鸭子，他们排着队从楼上跳了下来。
一个接着一个。
生命，无比脆弱不堪。
当时的法律还不健全，随处可见的农民工讨薪，随处可见的天台横幅和绽放出血花儿的尸体。
开发商们钻了法律的空子，靠着无本万利迅速发家，他们的脂肪堆积，将军肚里全是农民工的血汗。
直到后来，有从事法律行业的教授站出来，给出了解释条文，规定了开发商必须给钱以后，事情才逐渐好转起来。
而此前死去的那批农民工被称为社会发展的‘阵痛’，倒在胜利道路的牺牲者。
没有人记得他们，也没有人觉得他们伟大。
可他们切切实实的付出了生命。
干尺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农民工。
死亡，没给他的家庭带来一丝光芒，反而令生活沉入深渊。
干尺的母亲那时候怀孕已经六个月了，她整日郁郁寡欢，终于在生下干尺以后，油尽灯枯，撒手人寰。
只有十三岁的干闻为了养活干尺，辍学出去打工。
干尺从没见过父母，对父母没有概念，她的生命中只有干闻。
干闻就像她的母亲，也像她的朋友。
干尺时常，等自己长大了，就给她盖一个大房子，然后再也不用干闻出去打工了。
干闻每次都只是温柔的笑笑，爽朗的答应着。
干尺六岁，干闻十九岁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长得着实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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