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难之色，他从建文年间就开始掌管户部，大明因长期对鞑子多有防范，加上北方战线极长，所以从洪武时，大明的户部支出，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供应北部边疆地区，防备北方的鞑子入侵，这种方式到了永乐时有所改变，朱棣以天子守国门，五次出兵蒙古，边疆隐患大大解除，可永乐出兵动则数十万，兵马粮响花费不少，更别说大明所在的九边建立了大量的防卫体系和大规模的驻军。
这些人数从永乐初年就一直在增大，到永乐后期已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人数一多，军饷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大明应付军饷主要采用几种方式：屯田；民运；京运。屯田主要是军屯，但永乐以后大量屯地被私人占据，军屯的收入也就急剧减少。民运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但边关一带的土地也比较贫瘠，民运一般是将粮食从数百里之外运到边地去。后来这些负责民运的人也嫌麻烦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雇佣专门的商人处理这件事情。再到后来民运也行不通了，就不得不依靠朝廷拨款，才能拿着银子到边关附近买粮食再供应当地的军队，可以说这个占了大明户部的大头。
而大明的税收，多来自苏松一带，江南的赋税收入占了明代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江南的税收得起来，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多一些。苏州府一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一些偏远地区的布政司（省）的收入还多。南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所谓的“江南重赋”，官田的租额要远远高于民田的赋。其实官田和民田都是私人占有的土地，只是历史上官田是宋末贾似道收购的宋代的国有土地，其地租很高，到洪武的时候就延续了原来的租额，起初江南百姓还能应付，等到了永乐后期，朱棣编修《永乐大典》、出兵安南、六下西洋、迁都北京城，五出蒙古，疏通大运河，这一系列的大手笔，花费的银子不少，而这些赋税多为江南的百姓身上，久而久之，江南百姓不堪重负，是很多官田就因为天灾或者重赋等原因被抛荒或着以“飞洒”“诡寄”等方式隐匿了。这样一来官员为了达到“原额”就不得不将多余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土地上。如此循环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赋税。长此以往是容易出问题的，而且朝廷也很难收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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