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这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中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状况，试图达到加强中央集权、抵御金军、收复中原的现实目的，从而把《春秋》义理的阐发同两宋时期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结合起来。
胡安国的这一治学特点影响了他的后代和弟子们。胡安国季子胡宏虽然终身不仕，但是始终没有忘记经世致用的要求，积极倡导“有体有用”之学，关注由体而达用的政治事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胡安国养子胡寅所著《崇正辩》也是倡儒批佛的力作，《读史管见》更以理学观点评论历史，以历史事实阐发经书义蕴，均含有匡时济世之意。
为湖湘学派扩大规模做出突出贡献的张栻同样注重经世致用。他与乃师胡宏一样，也要求把内圣的道德精神和外王的政治功业统一起来。在《孟子讲义序》中，张栻提出：“嗟乎！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无疆，以义故也。”在这里，内圣的修己功夫和外王的“施之天下”是统一的。因此，张栻十分重视当时社会现实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兵政、兵法等军事方面的知识都非常关注，使得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特色更加突出、鲜明。
张栻的弟子们发展了这种经世致用精神，正如全祖望所评价的：“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其最显者为吴畏斋（猎）、游默斋（九言），而克斋（陈琦）亦其流亚云。”特别是吴猎，他把内圣工夫和外王事功统一起来，“非区区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则宰相材也”。可见，由于吴猎能将内圣的“求仁之学”和外王之学很好的结合起来，故被称为难得的经世之才。所以理学在最初是好的，只是发展到大明后，读书人太过追求“多寻空言”、“高谈性命”，结果是“不究实用”、“临事茫然”，形成了一股空谈不务实之风，这股风气无疑对国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打定了主意让众人从理学中跳出来，目的很明显，让天下的读书人，不拘泥一家之言，拥有敢于怀疑，拥有辩证法，走到唯物的正确道路上来，他相信这股风气一旦扭过来，依着大明眼下殷实的底子，重现大唐的辉煌也不是不可能！
打定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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