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上，的确是不错的选择，颇有几分宋词的格调，算得上是一种新的格调，学一学倒也无妨。
比起这诗词，他更关注的是一本叫《地理学指南》，此书充分地解释了怎样从数学上确定纬度和经度线。然而，没有一条经线是用天文学方法确定的，仅仅少数的纬度线是这样计算的。将陆上测量的距离归算为度，就在这无把握的网格上定出地区的位置。海面上的距离，简直是猜测出来的，但不可否认，这本书中的确存在许多大明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即将到来的西洋之行，帮助极大。也正是这一点，让他对这几个传教士有了些关注。
得知他们进入大明后，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这些赞美之言，无论是谁喜欢听的，身为首辅的杨士奇也不例外。
让他更满意的是，这些传教士不似往日的传教士对大明学问充满了鄙视，动不动闹出动静不同，他们来京师后，开始传教，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可以说，这次来的传教士不再为了西方的某些原则而不可理喻。相反，他们变的很好说话，甚至为了传教，对教义做出了改变，让他们的教义，教会更让大明人接受，非但如此，他们知道大明士大夫十分的好学，竟以西方科学来武装自己，如前面所说的地理，天文学也是一大手段，这些知识无疑丰富了大明士大夫的大脑，增长了他们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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