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这个或许就是脸面的问题了，一旦在田产的案子上输了人，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这一家，或者是这一个人从此没了依靠，没了乃以生存的东西，反过来说，富户本身就已有了许多特权，田产也多，对百姓这点田产未必真看得上，之所以要打这场官司，有时候未必不是为了面子在与百姓争夺，所以这个时候，掌握法律的判决，比去追求真理更显重要。
见邹亮还有些不明白的样子，况钟看了一眼手中的一件田产案子，继续说道：“这么说吧，如这其田产案子，若按照正常程序，需要口头契约， 或文字契约的口头修改。二是本来产权就未明晰， 有待界定， 例如，甲为抄近路从乙的拓荒地上通过； 或由于任何契约都可能不完全，出现了交易之前无法想到的意外。这案子若是按照程序来，耗费时日不说，还未必能断得清楚，可按照杨大人的六个差别来，那就不一样了，朝廷对此只需应采用防范措施--”慎交结于相与之初， 明契券于交易之际”。
防范只会减少而不会消灭这类两可纠纷；两可对于裁判者的全部意味就是， 依据现有信息和证据， 双方权益值得同等保护， 无论把争议财产配置给谁都不为错， 都符合非语境的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因为，抽离了诸多社会背景， 仅从”客观的”或法官视角中的社会财富总量上看，无论争议财产归于谁， 都没有减少或增加， 仅只是转移--一方的收益等于另一方的支出。“这话儿有些深奥，邹亮只觉得有些眉目，却有说不上来，要是杨大人亲自来说，必然会说，这六个差别，其实就是在争议双方作为个体完全等同， 因此无论怎样配置权利都不影响社会财富总量， 因此才可能出现无交易费用的情况。但在具体社会中， 由于双方各自拥有的经济以及其他资产不同， 因此这一两可财产之不同配置和使用对个人会有不同的效用， 对以个人效用测度的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就会有影响。因此各方必定会使用各种策略行为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产权配置。在这种条件下，就必须要有一个国家才可能达成有效的权利配置。当年的海青天，就是直觉到这一点； 并且直觉到， 如果双方各自的财富总量(在传统社会中也算是一种身份) 不同， 那么两可之产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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