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岳飞辞官，入住庐山名刹东林寺，准备守三年之丧。但当时金兵实强，宋高宗在主战派的劝说下，派遣赵鼎处理此事，赵鼎深知岳飞至孝，立即按例通过枢密院于四月初七与初九接圣文让他起复，同时请高宗下《起复诏》。所谓起复，就是指官员服父母之丧未满期而应召任职。当天，高宗遣使慰问，在常规奠礼外，加赐银千两，绢千匹，同时‘即日降制起复’。” 四月十二日，岳飞接到命他起复的密札，立即上了《乞终制札子》，希望皇帝“矜怜余生，许终服制”。不久，朝廷来使抵达庐山，岳飞准备以孝服谢恩，使者坚决不同意。岳飞接到密札与第一道《起复诏》后，再上《乞终制第二札子》。
第二道诏书行文“已降制命，趣卿起复。”在这道诏书中，宋高宗要岳飞“国耳忘家，移孝为忠”，“体几事之重，略常礼之烦”，希望他起复后“趁吏士锐气，念家国世仇，建立殊勋，以遂扬名显亲之美”。前前后后宋高宗一共发出了三次起复诏，才让岳飞重新上战场，对此无论是宋人还是后世多赞扬岳飞的精忠报国，很少有人说岳飞不孝，这一面固然看到了宋代对夺情的宽容，另一面也可以说宋人在对丁忧上并非古板一块。
与宋代的宽松相比，明代对于夺情就要严重多了，朝廷早已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英宗正统七年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十二年又下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所以极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走夺情这条路，而这也是摆在杨峥面前最大的问题，事实上不仅是他，同样也是况钟的问题，杨峥甚至能想象况钟拒绝的神情，但无论如何，眼下的苏州城是离不开况钟的这一点无疑之意，所以杨大人决定还是去试一试，不管成功如否，总要付出行动才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而恰巧况钟便是能言的？“
杨峥本也不是一个优柔挂断之人，既决定这么做了便不再含糊，让人稍作准备了些薄礼，便去了知府后衙。
自从得知了消息，后衙里便被挂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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