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一举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天启皇帝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时，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他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从这个层面上看文人未必就比太监治国强多好，之所以太监被后人口诛笔伐说到底是书写天下的笔法在文人手里罢了，基于这个认识，杨峥才觉得在权利面前简单的以太监与文人来区分就太过简单的话了，一来人皆有私心，文人也例外，纵观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把握权势，利用权势，造福天下百姓的无非是心系天下而已，但从这一点上看太监的表现其实并不差，文官有诸葛亮，有刘伯温，有张居正，太监同样有蔡伦，有高力士，有郑和丰功伟绩一点都不比文人少，看明白了这一点，杨峥再回过头来看王振与这份奏章的批复可以说是用到了好处，从日后的局面上看，倭寇毫无疑问是大明一大隐患，对这种生性残忍的敌人，最有力的手段，无非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痛击的机会，打到他们怕，畏惧为止，王振能认识这一点，不管他目的如何，但从杨峥内心而言，他是对王振有几分好感的，随着大明海防的松弛，商品贸易的展开，势必会吸引更多的商客，既走不到和平的路子，那么掠夺就成了最佳的手段了，而朝廷的海防既已松弛，加上朝廷不愿意也无能力，去规范海上秩序，形成了沿海豪族、商人和日本武士相互勾结成海商集团，而不同集团为了垄断利益又发展武装、互相火并的局面。这些人既然已经拥有了武力，而朝廷海防又脆弱不堪，那么劫掠沿海地区就是顺手而为的事情了。所以在东南沿海一带，你若是留心点，就能看到很荒唐的一幕，每次倭寇来袭的时候，沿海军民与之作战时，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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