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撇了一眼见奏章上都盖了官印，便知这事儿是公事了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本朝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因此，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而后世密奏则是本朝奏章的基础演变而来，在雍正年间，大臣张廷玉和雍正皇帝改革，把奏折制度化，外加一套保密制度，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直接上呈给皇帝，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使它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来：一、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二、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三、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四、收回朱批奏折。五、加强军机处的保密工作。比起后世的种种严密的规矩，本朝可就相对轻松多了。
见小皇帝坐好，小太监吞了一口吐沫，扯开了嗓子念道：“微臣御史陈祚上奏，去年春雷久不声，民间恨曰“大臣专政”，又有四方地震，日月交食，又有民间曰“奸臣所致”。如是可见民对溥之恨。罪臣幸蒙圣恩得禄于朝廷，自当效忠朝廷，故而陈杨溥五大罪状，以为除奸，恳请圣上明查。
一大罪：坏祖宗之成法。杨溥虽无丞相之名，而又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又无丞相之责。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各衙门每事逢题复皆先面禀而后起稿，事无大小惟杨溥主张，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谢罪于人。
二大罪：切皇上之大权。杨溥一有代皇上票拟圣旨之任，遂切福威之权，凡朝臣之陟（zhi）黜宥罚皆有其票拟，窃皇上之恩，以市己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