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于谦走后，他的脑海里就一直思索桌上的那本《陈五事疏》，奏疏不过十几句话，比起文官动不动就是十几万字的长篇大论来看，这篇算是少得可怜的，但内容上却是雷霆雨露，让人浅尝不得。
第一，“凡各衙门奏事，俱是玉音亲答，以见政令出自主上，臣不敢预也。内外一应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余尽数呈览毕，送票，票后再行呈览，果系停当，然后发行”
第二，（朝后）“令臣等随入叫见，有当奏者就随便陈奏，无则叩头而出。此外，若有紧急密切之事，容臣等不时请见。”
第三，“伏望皇上命司礼监除民本外，其余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
第四，（奏疏）“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一切奏本，尽行发下...有未下者，早容科道官奏讨明白。”
四条看似是不多，但内容与当初言官提出来的还政内阁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对象不同而已，当初打压的是太监王振，而今换做了皇上，所以在这条路上，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仁，要么成鬼。
杨峥几乎不敢想象这个结果，自明一朝，自朱元璋罢黜丞相之位后，因工作量过大，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只能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时日一久，内阁逐渐成为一个变相的宰辅机构，这便是外廷，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司礼监组成的内廷。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一种初步的权力平衡。甚至在皇帝不作为的情况下，国家仍然可以在内外廷的合作下保持稳定，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但国家仍然可以做到繁荣稳定，甚至出现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说，皇帝与内个大臣的联系，还需要通过太监来沟通，皇上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在某些情况下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明英宗以后，武宗、熹宗等皇帝的不问政事，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有些人据此认为明中叶之后的政治极度黑暗，其实不然，不少名臣都是出自明中叶之后，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使得内阁更加具有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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