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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那个人走后，我问妈妈：“还差多少钱？”
“嗨，没事，我这就是打听一下。”妈妈掩饰道，“他是到小区里来拉客户的，我是被他缠住了，才进屋说说话，没当真的。你别管了。”
我继续问：“还差多少钱？”
妈妈断断续续把情况一一讲了。她说话的时候，仍然是一种试探性的小心翼翼，似乎是怕她的话给我造成负担。这和她试图劝导我的时候不一样，在她叙述现实处境时，她的话语表层覆盖着一层很脆弱的惊惶不安，像冰盖下面流着不定的水。这种惊惶轻触着我的理智。妈妈一直不知道，从小到大，能够改变我的并不是她的言语教导，而正是她偶尔流露的脆弱不安。
妈妈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还说不定呢，你也别担心，我再打听打听。要拆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 ”
妈妈的忧愁是显而易见的。家里的房子是厂里八十年代盖的老楼，年久失修，冬冷夏热。下岗之后厂里为了缓解工人情绪，没有收回，任我们住，但是产权却不是我们的。现在听说要拆迁了，最早年内就要动工。因为没有产权，所以没有谈判资本，也不可能拿到多少赔偿。周围的商品房每天涨价，几年间已经有十倍涨幅，赔偿金远不够再买新房。消息越近，就越让妈妈惊恐。这让我想起了徐行的话。印象中他是第一个劝我买房子的人。他的话对我来说遥远而陌生，属于一个我不喜欢而直觉性拒斥的领域。然而他的话还是对我产生了影响。在电风扇的白噪声中，我看到周围漩涡上涨的金钱的暴风和妈妈在暴风里的晕眩。
妈妈的一生就在这样的提心吊胆中度过。她早年被风吹来吹去，在厂里好容易安顿了，干了差不多二十年，像抓住一棵大树一样死死抓住厂子的枝叶，以求一世安稳。但她寄望的事物从来就不是依托的屏障。秋风过境，她还是如落叶飘零，该下岗时第一批被赶出了厂，几乎没有收入。现在下岗八年之后，没有稳定工作，如果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就有一种人生提前归零的悲伤。
在这个躁动的夏日之前，这些事情从未真正进入我的头脑。我看到突然出现在白纸上的图纸和数字，有一种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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