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统银行被接管的时刻，也是这么多废档案。他怔怔地站在楼道里，有点恍惚，后脑勺被队长一拍：“干吗呢，快搬啊。”
一九八四年这次人民银行拆分，倒是爷爷的一次机会。文革中，爷爷丢了工作，农场劳改，平反之后也没有原来的位置，这次拆分给他派到新的部门，也算新的开始。其实不能叫拆分，办公室还是一样的办公室，人也还是原来的人，连写字台和文件夹都毫无变化，只是办公室外面的牌子换了一块，牌子上的字换了，文件纸的抬头也变成了红色的工商银行字样。爷爷和同事们默默看着这场转变，没有太多动荡，就好像一切如常。
换牌子那一天，爷爷看着干活儿的人蹬着梯子爬到大楼大理石门边，将一块黄铜黑字的崭新竖长牌匾从车里搬出来，和底下接应的人一人一端抬着，小心翼翼挂上，用一块旧抹布稀里糊涂地擦了擦往墙上挂，两个人相互喊着校正。爷爷知道，这是大幕转换的象征，意味着某种时代的变迁，但是他并不兴奋，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踏入这座楼时，也曾以同样的迅捷动作换门外的牌子，那么相似，那么模糊。又想起更久远的时候，太原银行楼被接管的时候，换牌子的动作一样迅捷——所有记忆都有相似之处，全都混在了一起，似乎没有了区别，只剩下了姿势和动作。
这种感觉在心里动荡起来，引起唏嘘的感叹。
做选择的时候，我习惯抛硬币决定。在硬币跌落在地的瞬间观察内心的感觉，看自己是想重抛一次还是长出一口气，就知道自己真实的愿望倾向于哪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硬币在空中飞了很久，在地面上又竖直旋转了很久，直到同学聚会的那个晚上，始终不曾有一面贴近于地面。
同学聚会结束之后，我带着昏沉的倦意上楼。
要出国吗？不要出国吗？出国就能有期待的自由吗？我想象出国后的生活，独自租房，偶尔打工，见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去一些不认识的地方。这种想象对我来说有一些吸引力。我有那么一点点想走了。无论外面的世界是否有实际的自由，至少不会永远被重复的俗常和人际交往的重负锁住，至少有想象的自由。
只是需要花掉爸爸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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