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移民，一部分女人强烈支持，说出去就算打工受苦也应该去，第一代立足稳了，第二代就是外国人。另一部分女人不支持，说现在不比当初，现在国内日子好了，又不累，出去受苦受累何苦，又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比十几岁小年轻能受累。妈妈犹豫不决。最后让她突然一震的是一个女人的猜测，她问妈妈有没有可能爸爸在那边又有了新欢，所以才不想回来。这种可能原本是不存在的，但问来问去，妈妈就开始左思右想，各种小事都似乎有了另外的引申义，比如爸爸这些年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比如我们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有时跑生意一周不回家，比如说起回国时爸爸模棱两可的反对。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就让妈妈忐忑不安。最后有女人出主意说让妈妈拿话试探爸爸，就说让他回来云云。妈妈一时心焦又吃醋，也就听了，电话试探了两次，自然是越来越谈不拢，矛盾尖锐了，吵起来，都没耐心说下去。两个人的距离在这时候起了作用，几个来回，终于让言辞的罅隙变成了实际的分离。
他们就这样分开了，简单仓促。两人后来清醒了，都觉得十分遗憾。
那些年的背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妈妈的工厂自从八十年代引进了外国工厂的生产线，经历了几年相对的红火。九十年代景气程度下降，生意不那么好做了，但是厂子正在和外国公司谈合资，也让厂里工人期待。大家以为合资之后日子会好过。工人的待遇算不上多好，但有消息说又要分房子了，以小换大。谢一凡的爸爸已成了正厂长，一把手，谢一凡也升到了部门经理。因为和爸爸的交情，谢一凡一直很照顾我家，将妈妈从炊事班调到了办公室，每天负责收发报刊杂志、帮领导买火车票，日子清闲而不累，不算富裕也不算苦。清闲久了，妈妈已然难以适应异乡的艰苦和漂泊。
那时候妈妈对未来的期待都是平稳上升的，她对工厂太信任，以为厂子能安排人的一切，以至于没有预见到几年后开始的下岗浪潮。妈妈的工厂在九七年终于成为合资公司，妈妈也在九八年成为下岗职工。那个时候妈妈充满震惊，可是一直到那时，妈妈仍然没有怀疑自己九四年的选择。她只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浪潮，无人幸免，不只是她自己，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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