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父亲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在我的想象中，音乐是从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中流出来的，淹没了我们，生活变得透明，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要说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在《蓝色多瑙河》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色唱片。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刺耳的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一九六九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在土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78转黑色胶木唱片。七十年代初，我和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如同围住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这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有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那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兼评论家。那些早期作品，无疑浸染着重复了千百次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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