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初，杨平生上调回城，进了深井机械厂。他牙齿摇动，满手硬茧，头顶心都秃了，说起话来，口舌讷讷。宋梅用乍一见，以为是个乡下老头。再看一眼，便哎呀哭了。
刚到崇明的半年，杨平生胃出血四个“+”，贫血严重。队里见他体弱，便派他做创保员，旋而调至岗哨执勤。他为大队长修理收音机，大队长让他代表农场，参加崇明发电厂扩建工程。同来的知青，间或有上调回城的。厂里想留杨平生，他拒绝了，回到连队，等待上调，却迟迟入不了名单。他把探亲的路费攒下来，封了红包，塞给连长和连队支部书记。
这些事情，杨平生在信中没有提，怕被人拆看了去。农场里“一打三反”，搞得人心不安稳。一日收工，他撞见室友“畏罪自杀”了。人趴在床上，脑袋拴在床头横档上，看似一条被死亡拖住项圈的狗。
宋梅用又哎呀一声，道：“这些事体信里不方便讲，为啥探亲时也不讲。”
杨平生不语。
“那个女同志呢，叫什么‘红卫’的？”
“李红卫，”平生胃痛似的，双手捂在肚皮上，“她早上调了，一回上海，就跟我撇清。”
“唉，蛮好把婚先结了。”
“结了婚，谁都回不来。”
“为啥呀？”
“我渴了。”
“什么？”
杨平生眼角抽搐了一下，“我嘴巴干死了。”
宋梅用慌忙端水。
“热一点，热一点。”
宋梅用兑上滚水，自己抿一口试试冷热，递给杨平生。杨平生连喝五杯，打了十几个嗝，这才放下杯子，四肢一摊，虚脱了似的。“刚到崇明的时候，我没带热水瓶，不敢喝生水，有时蹭点蒸馒头滴下来的水。时间长了，整天不喝都没事。怎么一回了家，就不停嘴巴干呢。”
爱喝水的杨平生，整晚频繁起夜。尿液滴滴答答溅在痰盂罐子上，激起一股臊味。战生裹了被子，重重翻个身。平生溺罢，抖了一抖，整理好裤子，走到窗前，撩起帘子来看。战生坐起道：“不是小好便了吗，这又是做啥，明天不上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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