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元庆参加高考的允诺。见识短浅的母亲当然不为所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庆作为一名裁缝的名望，已经开始给她带来数额不小且相当稳定的收入。母亲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望大儿子有朝一日将裁缝铺从福建瘸子的手里盘过来，自立门户。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识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随之对裁缝这一行当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他开始和县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邓丽君。有的时候，一连数天夜不归宿。后来，他干脆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机关将他们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秘密组织”一举破获，把他从南京押回梅城。
母亲还得透过那个“死鬼”谭功达的生前好友，去相关部门疏通关节，最后勉强使元庆“免于处置”。
当时，元庆的第一首诗已在《青春》杂志发表。这首诗在端午读书的那所中学悄悄地流传，附带着也使端午异想天开的写诗冲动，变得新鲜而迫切。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兄弟俩很少交谈。王元庆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无从得知谭端午对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无从知道，弟弟在暗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母亲一高兴，就有点犯糊涂。她问元庆，能不能抽时间，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学校报到。上海那么大，端午又从未出过远门，她担心他一下火车，就会被人贩子拐跑。元庆倒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竖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像个小流氓似的向母亲步步逼近。他向前迈一步，母亲就向后退一步。
什么？你是说我？让我？让我陪他？去上海？
一连串的疑问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性格中的褊狭和强烈的嫉妒心，终于露出了苗头。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从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为他的长诗被编辑退回一事愤愤不平，就低声下气地将蜡印的诗稿拿给弟弟，请他提提意见。端午粗粗地翻阅一遍，很不恰当地直话直说：
“不怪编辑。写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发表。你写的那些东西，确实，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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