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达火车站分行的时间是四月九号的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之所以能把时间咬得这么准，是因为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标志：他们刚到，一辆火车就驶离了站台，这是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客车，它是四十分到站，在济州车站停留五分钟，送客的人出来的时候刚好从他们身边经过。很少有人过来叫车，坐在车后排的二庆就说：“妈的，这里的人真穷，连面的都坐不起。”好像他希望有人过来坐车似的。这个二庆，连着坐了几次面的，就臭美了起来。马恩讨厌二庆的这种架势，说：“你少给我臭美。”二庆知道自己惹马恩不高兴了，他想住口，可他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就又说了一句：“看来，这穷地方真是不能待了。”二庆刚说完，外面突然“嗵”的响了一声，他一下子吓得哇哇乱叫。当他搞清那是外面在爆玉米花的时候，他立即对马恩说：“哥，你尽管放心，真干的时候，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闭上你的臭嘴。”马恩说。
五点十分左右，他们把外罩脱了，换上了迷彩服。马恩让二庆和杨红待在车内，他一个人走了下来。他手里拎着墨镜，并没有往耳朵上架。他本来想再查看一下地形，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就又上了车，将车开到运钞车来的那个路口，调了个头，停在了那里。杨红说：“快来了，他们快来了，前后差不了五分钟的。”可马恩还是又下了车，是空手下来的。下来走了两步，他隔着玻璃对二庆说：“把枪递给我，你们就在里面待着。”二庆和杨红的供词里面，都提到了这个细节，他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下去。在二庆看来，马恩是想单干，一个人把这事给包了。杨红的看法是，马恩这时候其实也很紧张，有点手忙脚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马恩事后的说法与杨红有点接近，他说他确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再次走下来。当他拎着枪在车边转悠的时候，一个领着小孩来爆玉米花的妇女刚好走到他的跟前。那个小男孩一看到他手中的枪，就仰起脸看着他，停下不走了。那个妇女朝他笑了笑，一边让小孩喊他叔叔好，一边拽着小孩往旁边走。小孩显然觉得枪比爆米花更有意思，不愿走。那个妇女没办法只好又停下来。马恩上去抱了一下那个小男孩，说了一句：“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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