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在本市新闻栏登出几行宣传文字。先是编辑室内部的把戏层出不穷；而夜晚拼版，决定哪篇稿子采用，哪篇稿子抽掉的当口，印刷所又变了各显神通的战场；弄到后来，资力雄厚的书店竟雇用一个文人，专写短小的稿子，用极少的话表达大量的意思。这些无名记者要等稿子见报才拿到稿费，往往在印刷所通宵守候，把不知怎么弄来的长文章，或者只有寥寥数行的短稿所谓义务广告，登出来。出版商，作家，追求荣誉的殉道者，要永远走红才有饭吃的可怜虫，当初为了争报上的地盘，着实花过一番气力，使尽勾引笼络，卑鄙龌龊的手段。如今文坛和书业的风气完全变了，许多人听到从前的事只当是无稽之谈。事实上那时大家对新闻记者又是请客，又是送礼，奉承巴结，无微不至。批评界和出版业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不必一再申说，只消讲一桩故事就可以明白。
①当时报纸必须缴纳印花税，按发行额计算。寄递报纸的邮费不但不象近代有特别优待的价目，反而收费很高。
当时有一个气派十足，存心要做政治家的人，年少风流，当着一份大报的编辑，成为某家出名的书店的娇客。有一天正是星期日，有钱的书店老板在乡下招待各报的重要记者，年轻美貌的主妇把那赫赫有名的作家带往屋外的大花园。书店的掌柜是个德国人，冷静，古板，做事有条有理，一心想着买卖，挽着一个副刊编辑一边散步，一边商量一桩生意。谈话之间，两人出了花园，走近树林。德国人瞥见林木深处有个人很象老板娘，他拿手眼镜一照，急忙挥手叫年轻的记者不要开口，赶快回头，他自己也小心翼翼的退回来。记者问：“你看见什么啊？”他回答说：“没有什么。我们的长篇书评不用担心了，明儿《辩论报》至少给我们三栏版面。”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报刊文学的势力。夏多布里昂先生写过一部关于斯图亚特后人的书，没人请教，在书店里变成夜莺。一个青年仅仅在《辩论报》上发表一篇书评，七天之内那部书就销售一空。社会上还不曾有出租图书的机构，要看书只能花钱去买的时代，有些自由党作家的著作，靠着全体反政府派报纸的吹嘘，能销到一万；不过也得补充一句，那时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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