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克先生看来，泽伦斯基夫人接受赖德大学音乐系的教职，完全归功于作为系主任的他。学院对此则深感幸运：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曲家，泽伦斯基夫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布鲁克先生主动承担了为她寻找住处的责任——一栋舒适的带花园的房子，在他自己住的公寓楼的隔壁，去学校也很方便。
泽伦斯基夫人来韦斯特布里奇之前，这里没人认识她。布鲁克先生曾在一本音乐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他也曾就某件布克斯特胡德注11手稿的真伪写信咨询过她。而且，当她做出加入音乐系的决定之后，他们还就一些具体事宜通过几封信和电报。她写的信字迹工整清晰，唯一不寻常的是信里偶尔会提到一些布鲁克先生完全不知道的人和事，诸如“里斯本的黄猫”或“可怜的海因里希”。对于这些疏忽，布鲁克先生把它归结于她和家人设法逃离欧洲所导致的混淆。
从某种程度上说，布鲁克先生算得上是个淡泊的人；多年浸淫莫扎特小步舞曲，讲解降七和小三和弦给了他一种职业的警觉和耐心。多数情况下，他不喜欢议论别人。他厌恶学术界的客套和各式各样的委员会。多年前，当音乐系决定召集大家去萨尔茨堡注12度夏，布鲁克先生在最后一刻逃脱了，独自一人去秘鲁旅行了一趟。他自己有些怪癖，也能够容忍别人的古怪行为。实际上，他觉得那些显得荒唐的事情更有意思。常常，在面临沉闷和僵持的场面时，他心里会感到一阵窃喜，温和的长脸绷紧了，灰色的眼睛也明亮起来。
秋季开学前的一个礼拜，布鲁克先生去韦斯特布里奇火车站接泽伦斯基夫人。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一位个头很高、身材挺拔的女人，她脸色苍白，显得有点憔悴。她的眼底有深色的阴影，额头那里参差不齐的黑发向后梳。她的一双手大而精致，不过看上去很脏。她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高贵且深奥，这让布鲁克先生迟疑了一下，站在那里紧张地解开衬衣的袖扣。尽管她的衣着（一条黑长裙和一件破旧的皮夹克）很一般，却隐约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泽伦斯基夫人带着三个男孩，年龄在六岁到十岁之间，全长着金发，他们眼神木然，但都很漂亮。还有一位老妇人，后来才知道她是位芬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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