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受青年作家尊重的开明分子，他略带感伤地说，“我和卡斯特罗在1959年并肩打过仗。他的理想和奋斗曾经是我们一整代人的理想和奋斗。我们对他是深有感情的，他代表着我们曾经献身投入的一切。”
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聪明的揉合。在历经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却不该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华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个自己的总统，他能对苏联说不，更能对美国说不。一个极权政府若让人民相信它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时，政权就容易巩固。
卡斯特罗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残破不堪，马路坑坑洞洞；人们花五六个小时等候公车上下班；垃圾堆散发出恶臭，垃圾车没有汽油，不能来按时清理；教授每月工资只能买16瓶牛奶。在这样困窘无望的时候，大街小巷看不见鸡蛋青菜，只看见无数个革命博物馆，无数个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无数本革命书籍、无数革命像与画册、革命纪念章、纪念碑、纪念公园、纪念建筑、纪念标语海报……
观光客来到哈瓦那，发觉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吗？卡斯特罗当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为了不让饿肚子的人上街闹事，他必须随时随地提醒古巴人欠着他的革命债。
古巴不同于东欧，还有一个原因：东欧有西欧的榜样，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欧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东欧现实的“另一个可能”（alternative）。古巴的“另一个可能”却是拉丁美洲几十个贫富严重不均，政治斗争血腥的所谓“民主”国家。智利可以做样板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踪”。萨尔瓦多可以做模范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谋害。拉美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古巴一样提供全民保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降到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比。拉美的“民主”对古巴人所呈现的是一个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说家Pene Vazaquez Diaz说：
“我们想效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变：照顾社会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充分人权。但是啊，西班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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