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会谈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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