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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