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80年代历尽沧桑的英雄，而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弥尔，写在他的经典之作《论自由》里，发表于1859年。
在1859年，他警告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1859年的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识见短浅，阅历有限。80年代中完全没有想到，或者说也没有时间想到小弥尔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严复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表达的对“自由”被无限扩张的不安，我开始有了新的体会。梁启超在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依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80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90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无所不在。90年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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