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金发红发盘成中国式发髻,每人执一把中国折扇,跳起中国秧歌来。她们个子都很高大丰满,做某些灵敏诙谐的小动作时,显得吃力无比却十分别致。缎面旗袍衩开得很高,圆滚滚的长腿一直露到根梢。她们一招一式都显出对自己肉体的坦然和磊落,那种中国女性的闪烁、暧昧或含蓄在她们身上荡然无有。尽管她们的步法、招式都对,但你越看越糊涂,不知她们在跳什么,不伦不类,倒颇有看头。原来一族的舞蹈并不只是一些动作,而是那民族心理特征的外化。那些招式和扭动应该同厅外画摊上的画相和谐,岩石或树枝杆从来不像这些洋姑娘的肢体和躯干,毫无阻力地伸展,毫无限制地自由。该是带些挣扎的,曲扭而充满疙疙瘩瘩的力量。
这个长达十多分钟的开场舞蹈使我意识到这个大年夜和我曾经在国内度过的大不相同了。年夜饭也不是曾经的年夜饭,依琳的好奇心受到了一定挫折。甜食是柠檬派,所有人都心满意是地吃着,丝毫没感到缺了什么。没人感到什么挺重要的东西被取代了。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捍卫早已不那么认真了。
一位据说是十分著名的中国歌星上了台,穿着粉红曳地的纱裙,一层一层又一层,娇小个人儿,似乎被一堆轻柔缥缈的粉红肥皂泡浮载着。她穿着十八世纪的西方盛装,唱的是二十世纪的流行歌曲。因为掌声不让她谢幕,她唱第八支歌时便成了黄梅戏。依琳不求甚解地跟着喝彩,不断用餐纸拭着额上的汗。这时我已步到厅外,实在招架不住厅内的温度。不知那些貂皮大衣什么感受。
厅外只剩了那个卖画的山东汉子,毛衣还是被卷起来的。他告诉我他是山东潍坊人,从小学画。他说:“潍坊那地方靠画画咋挣钱?”他十年前和一些向往现代化的人们投奔了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深圳。他十分自豪地讲到中国卖画的行情,不像这里,没几个人真识货,磨一晚上嘴皮子,才卖了两幅扇面。我问他想不想家——大年三十的,他不置可否地嘿嘿笑笑。他说“国内也就是这些(他指厅内),吃着喝着,看看电视,电视上也就是跳跳舞,唱唱流行歌儿。”过一会儿他想起什么,说:“也不是想家,就是想咱山东的饺子!”
依琳这时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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