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草木葱郁，风光宜人，足以供人游目骋怀，消愁破闷，但妩媚有之，峻朗不足，对于艰苦卓绝的“治学”一途不太相宜。
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他们的理由是，有学问的老先生平常根本见不着，而负责开课的多为工农兵学员，那些课程听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绝伦，且有辱师辈，但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当时校园中“六十分万岁”的口号甚嚣尘上。这一口号中还暗含着一种特别的荣辱观：考试成绩太好的同学，往往被人看不起。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
在我的印象中，开头几年倒也消停，虽说表面上游手好闲，晨昏颠倒，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是作为所谓“名士风度”的一种装饰而已，其实暗中也知道惜时用功。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各种名色的娱乐风行，校园内游人如织，草坪上东一堆、西一堆坐满了嬉笑玩闹的情侣，一到周末，全校的十几个跳舞厅同时开放，叮咚叮咚的乐声昼夜不息，人的心总浮着、悬着、躁动着，自然又是另一番气象了。
诗人宋琳曾将师大校园比作麦尔维尔笔下的大海：一旦鲸群出现，自然惊涛骇浪，不免忙碌一番，等到风平浪静时候，正宜哲人参禅悟道。师大的校园生活恰恰就是这样的节奏：我们读起书来，亦能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甚至通宵达旦；而一旦懒散起来，要么是终日高卧酣睡，要么是没魂地在校园内东游西荡，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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