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店”，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地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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