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由来已久，如《周礼·象胥疏》：“北方有译者，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又《随书·经籍志》：“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清同治六年，李鸿章奏设翻译馆，时江南制造局初设于上海，以制造枪炮，须明西学，乃附设翻译馆。同治九年，广方言馆移并，译书百余种，为从事新学的知识大宝库。其时尚有金粟斋译书处，乃蒯礼卿所创办，汪允中、包天笑、方漱六主持其事。地点在沪市南京路，以太嚣杂，迁白克路登贤里，获得叶揆初叔父叶浩吾的日文译稿及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即开始发刊。浩吾的书是直译的，不甚受人欢迎，严复的书，遵循信、达、雅三字要诀，颇引起一般新学者所重视。此后商务印书馆亦设编译所，规模比较大，严复的书，由商务印书馆汇印为《严译名著丛刊》，风行一时。和严复相竞爽，销数更在严复以上的，为林琴南所译的欧美小说，如《茶花女遗事》《吟边燕语》《块肉余生述》《十字军英雄记》《拊掌录》等，林琴南不谙外文，魏易、王晓斋等口述，而林氏以文言译之，往往出于意译，有时隽永超过原文，所以胡适之称赞他：“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商务印书馆汇刊《林译小说》，配着木箱供应，影响很大。
在民国初年，一度译文不为读者所喜爱，于是外文而华化，如包天笑的《梅花落》《馨儿就学记》，便是一个例子。一度译文畅行，又复华文而外化，朱鸳雏的《痴凤血》，便是一个例子。大凡文字一经翻译，什九失真，当时我友俞天愤，他戏把一篇华文，请甲翻为英文，再把这篇英文，请乙翻成华文，又请丙把这篇华文翻为英文，又请丁把这篇英文翻为华文，这篇文章，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了。
我国的翻译家很多，如马君武、苏曼殊、周建人、周启明、刘半农、周瘦鹃、程小青、傅东华、傅雷、李青崖、郑振铎、施蛰存、戴望舒、陈望道、丰子恺、谢冰心、耿济之、柳无忌、孙大雨、黎烈文、赵元任、赵景深、徐志摩、徐仲年、裘柱常、孙俍工、秦瘦鸥、焦菊隐、邹韬奋等，那是指不胜屈的，然以代表性来谈，还得推崇严复和林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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