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位雄辩家称他的职业是让小的东西显得大，让人觉得大。这可算个会给小脚做大鞋的鞋匠。要是在斯巴达，他会因为鼓吹吹牛说谎而挨鞭子。我想，斯巴达王阿尔吉姆听到修昔底德的回答肯定大吃一惊：阿尔吉姆曾问修昔底德，他与伯里克利交手哪个会赢？“这个嘛，”他答道，“是很难验证的，因为我把他打倒在地之后，他让在场的人相信他没有倒地他就胜啦。”有人让女人戴上面罩，给她们涂脂抹粉，这些人为害不那么大，因为看不到她们的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前面的那些人蒙骗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我们的判事能力，他们是在篡改、歪曲事物的本质。像克里特、斯巴达这类国势安定、治理有方的国家是不大看重雄辩家的。
阿里斯托给雄辩术下过一个聪明的定义，叫做：说服人的艺术。苏格拉底、柏拉图则说是骗人术、拍马术；有的人笼统地谈到它时否定这种说法，但在他们的训示、命令中却处处在确认这种说法。
伊斯兰教禁止给孩子们讲授雄辩术，因为它毫无用处。
雄辩术在雅典很有影响，雅典人发现雄辩术的运用危害极大，就下令将打动人心的那个主要部分连同开场白、结束语一起删去。
这是一件为操纵、煽动不守规矩的群众而创造的工具，一件像药一样用于病态国度的工具；在雅典、罗得岛、罗马这类国度里，一般百姓、无知群众、所有的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局势总如暴风骤雨，雄辩家们便纷至沓来。的确，在这些国家里，很少有人不靠伶牙俐齿平步青云的；庞培、凯撒、克拉苏、卢库卢斯、兰图卢斯、梅特鲁斯等人，都是从中得益爬上他们最后达到的高位的，他们更多地是依仗能言善辩而不是依仗刀枪锏戟；这同太平盛世的情形正好相反。沃卢姆尼乌斯[1]在当众演讲支持克·法比乌斯和帕·德基乌斯氏族的人当执政官时就说过：“他们生来就是打仗的人，是建功立业的伟人；打起嘴仗来很厉害：他们是真正的执政官的人选；精明、能说会道、有学问的人对城邦有用，可当主持正义的大法官。”
在政局最糟糕、内战的风暴造成动荡的时候，罗马的雄辩术最为盛行：就像一块没有垦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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