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论文写作的重要论据。而一旦诉诸文字，其传播力度必然会变得更加强悍。”赵勇教授的文章，我就先引述到这里。我理解赵勇教授的杂文笔法所带来的某种强烈修辞效果。在作出正式回应之前，我先强调一下我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写成杂文——不要让它成为“投枪”和“匕首”；不追求“文章”的好看和引人注目，不追求修辞效果——我甚至不愿意把它写成“文章”；不猜测、不探究人物的动机——就事论事，只说自己知道的，不说自己不知道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对赵勇教授涉及我的那部分文字以及相关的背景作出自己的回应和说明。
任何一句话，都必须放到具体的语境中考察，才能知道那句话的真正所指。好了，我现在就回到当时的语境，看看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不要紧，因为正如赵勇教授所说，当时在场的至少“还有两百人”，而且都是“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他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语境，回忆一下我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果他们记不清楚也不要紧，因为当时还有录像和录音。那次会议是赵勇教授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一个会议，时间是2010年1月14日，地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英东学术会议中心，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会议持续了一天时间。在上午和下午的讨论发言中，顾彬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不断被与会者提起。有人赞同，将之作为论点反驳别人的论据；有人反对，将之作为论据反驳别人的论点。此种情形在最近几年已经频繁出现：几乎在所有跟中国当代文学有关的会议上，顾彬先生的这个观点总是会成为热门话题，围绕着这个话题的讨论每次都会占用大量的时间。我不知道这跟顾彬先生的“德国汉学家”身份是否有关——如果顾彬先生不是一个“德国汉学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对这个言论感兴趣。越南或者南非或者斐济的某个汉学家，即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更加负面的评价，大概也不会有人感兴趣。与此相关，我们也很难想象美国的批评家、德国的批评家会坐在一起讨论类似的问题。我们或许有必要知道顾彬先生对美国当代小说的评价也非常低，绝对不会比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价高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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