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有没有觉得西方人看中国的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比如说我在德国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经常问我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一个人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哪点不一样，否则写作是无法继续下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棉棉就是高玉宝。
卫慧则非常极端，但是假极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的生活，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读来的生活。这就变成一个基本的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无法持续。她们两个正好代表这两种状态。
吴虹飞：现在文学有很多问题。比如，主流系统推崇的那些作家，并不够好，而且许多人根本不是作家，却也打扮成作家。我感到最要命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萎缩，缺乏精神上真正的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写作，然后拉开抽屉锁了起来，又加了密码。有各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们不愿意发表作品，不愿意加入合唱，不愿被纳入秩序。你可以说，他是自私的人，自恋的人，也可以说他是高贵的人。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虽然发表了作品，但被我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经验与我们有背离，但那种背离又没有夸张到炫目的地步，所以我们远视也好，近视也好，都没能看见。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体制，文学史体制，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过滤掉一些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筛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所谓的成功人物。但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物。它唯一的必要性就是带来销量，但是在五年之后，两三年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有没有人会想起来你这本书？都是白忙。精神上的力量？失败算不算一种力量？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上的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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