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纸笔。这就像当代文人余秋雨在翻越秦岭进入成都之前，心绪不开，而过广元，至绵阳，一路上就有了抒情的心态。而且说成都躺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真是中国的一大幸事（《五城记》）。古今文人，虽时代相隔，其入蜀心态竟如出一辙。
这里带出两个问题：其一，说明未到成都的路途，首先让入蜀的人，感觉到的是险，是身处危局；其二，说明到了成都后，出乎意料的民殷物阜，果蔬飘香，就是普通人也怡然自得。这两者加在一起对普通的游客或者安心到成都做两年官，甚至包括像杜甫这样逃难到成都的人——尽管杜甫偶尔因为穷因为思乡而觉得成都不可亲近，但大部分时刻是赞赏有加的——也有近乎攀越险峰后的一种心理满足。这是文人以及带有文人气质的官僚到成都后的一般反应。于是有的人便在这里长期定居下来，并且世代繁衍，子孙不息。但那些有出头思想有野心的家伙便大不一样了。无论是经过川陕道的险峻，还是入夔门时峡路的艰难，都使他们在没进入成都之前，就想称王称霸，或者做偏安一隅的君王。像诸葛亮那样，在未进入成都之前，便说服刘备一定要拿下成都，成就霸业的人毕竟是少的。
有趣的是，川陕道与出入夔门的水道历来是那些到四川后便拥兵自重、偏安一隅的人的必经之道，同时也是中央政权征伐四川割据政权进军的必经之道，于是在这些险道恶路上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争斗。对此，《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说得非常清楚：“司马错之于蜀侯，钟会、邓艾之于后主，尉迟迥之于萧纪，郭崇韬之于王衍，王全斌之于孟昶，此以栈道亡蜀者也。岑彭、吴汉之于公孙述，桓温之于李势，朱龄石之于谯纵，汤和之于明升，此以江道亡蜀者也。”综上所述，征伐四川割据政权从川陕道得手的有五次，而由夔门水道入川征讨割据政权得手的有四次，可见两地的重要性斤两悉称。因此每一个在四川的割据政权都非常注意这两个地方的防务，以固其偏安一隅的政权。
文人或者带文人气质的官僚，从险道贫瘠之地到了富饶的成都，粮食果蔬，一应俱全而又物美价廉，所费不多，“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田澄《成都为客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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