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购物经商。不仅如此，作品中也有多处故事情节直接于南方展开。除了小说末回，韩爱姐息影湖州寺院终老而归结全书之外，第八十一回韩道国请盐客游览“宝应湖”、第九十二回陈敬济在湖州贩了半船绸绢后前往严州府等情节，也都在南方发生。其中尤以第四十七回所描述的“苗青案”最为奇特。作者一反常态，让叙事脱离主要线索，另辟蹊径，再起炉灶，直接由扬州写起。随着人物的行踪，情节铺展从南至北，由扬州、淮安而至徐州洪、新河口。最后，随着人物在清河落脚，插入性故事与主体故事合二为一。
应当说，虽然《金瓶梅》故事的主体部分发生于以临清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但作者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南方。全书实写北方而暗写南方，主要写北方而次及南方，直接描述北方而间接勾画南方，终至于南北合一：这样的线索设计，既是当时商业、交通、经济及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也体现出作者不拘泥于局部地域、全景式把握社会现实的宏阔视野。
正因为《金瓶梅》这种南北兼顾的特点，作为读者，我们也会时常对作者（尤其是词话本的作者）的籍贯、身份、交游、职业、阅历进行各种猜测。客观地说，小说中所涉及到的南方地名固然极多，但不论是地理、风俗、方言还是饮食宴乐，北方元素仍要远远多于南方——毕竟，故事主体被安排在了北方。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可能的结论：
其一，作者为北方人，但曾在南方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作品中涉及的风土人情，固然可以通过史志文献、道听途说而补足，但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口角逼肖，既有山东和河北方言，又杂糅了太多的南方方言。如果作者没有长时间的南北方两地生活经历，仅仅借助于文献、知识和传闻，是难以做到的。
其二，作者为南方人，但常年客居于北方（很有可能就是山东临清一带），这从作者对临清地理、城内街道、风俗人情的熟悉程度可以看出端倪。
其三，作者本人或许就是一个走南闯北之人，很有可能是“经纪人”一类的角色，并时常与商人、职业和半职业的经纪人打交道。作者对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十分熟稔，对应伯爵、谢希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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