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如炬。再者，当时的中国南方社会，其经济之发达，市民阶层之富庶，社会风气（特别是男女交往的风习）之开化，均远胜于北方。陈寅恪的这番推论，大体上可以成立。尤其是考虑到蒲留仙所生活的淄川（今山东淄博）为闭塞之地，他于穷愁无聊之际，发奋著书，不得已而将心目中冲破陈规陋俗、敢作敢为的女性，托之于狐怪梦寐，似乎也顺理成章。
然而在距离淄川两百公里之外的临清，情况则完全不同。单以《金瓶梅》而论，位于临清的“谢家酒楼”即有百十来间客房，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妓女。而玳安前去嫖妓的清河县城的一条陋巷中，中下层妓馆即达十数家。甚至同性之往来，男妓男宠之性事，亦为作者所津津乐道——小说中的温师傅即为专好男风的腐儒，而西门庆则兼有女色与男童之好，其他如陈敬济、王经、画童、书童之类均为齿白唇红的男性猎物。甚至贩夫走卒及街头乞丐之中，也弥漫着“好男风”的习气。由此可见，明代中期以后，北方社会的炽盛淫风比之于江南各地，亦不遑多让。至于说李桂姐、李桂卿姐妹，吴银儿、郑爱月、郑爱香等娼妓，不仅被包养于瓦肆勾栏，而且怀抱琵琶和月琴公然出没于达官贵人之府，往来飘忽，从不避人耳目，甚至还与吴月娘、李瓶儿这样的显贵“名媛”以母女相称。与柳如是相比，这些妓女虽不“工吟”，但若说到“善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人虽没有柳河东吟诗作赋的旷世之才，但也会唱一些戏文小曲，兴会淋漓之际，亦能裂石绕梁，响遏行云。
《金瓶梅》成书的年代虽难以确考，但根据现有的资料，也能大致推定在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7]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而《聊斋志异》的成书时间，大致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金瓶梅》问世之后就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据屠本畯记载，明代王世贞（凤洲）家即藏有全书，董其昌、王肯堂诸人亦抄过此书。由此推测，此书在社会上传播转抄而至风行，不会晚于王世贞去世的万历十八年（1590）。也就是说，以蒲松龄生卒年代来考量，从时间上来说，他完全有可能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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