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矿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在朱元璋开国之时，即屡有大臣请开银场，而太祖不为所动，仍严令禁止。他的理由是：
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征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洪武十九年后，银矿开采禁令稍有松弛，但实际的开采量极少。浙江七县之银场，一年向朝廷上交的银两，不过区区两千余两。[18]
明代经济的繁荣，特别是运河开通之后的商业繁盛，在纸币的信誉日渐低落的前提之下，使得朝野上下对于作为传统硬通货的金银的需求，出现了大幅度增加。
至宣德、弘治后，朝廷禁开银场之令几成一纸空文。“奸民”私开坑穴，互相杀伤；矿盗蜂起，屡禁不能止。贪吏趁机加紧向朝廷游说，索性由朝廷督开银场，利益归于中央。等到万历年间，朝廷大规模开采银矿之时，虽然“中使四出”，“无地不开”，因矿穴私采严重，矿脉久绝，所获甚微。更有贪官污吏借开采之名“横索民财，陵轹州县”。稍有德性的官员顾恤百姓，被以阻挠之罪，即行罢免。[19]
由此可见，万历后全国性的金银开采，不过是给了贪墨横暴官吏搜刮民财、凌辱百姓的机会而已，出现了“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20]的局面，乱象丛生，酷掠横行。为此，河南巡按姚思仁上疏极言开矿之弊：
一为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二为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三为矿夫残害，逼迫流亡；四为雇民粮缺，饥饿噪呼；五为矿洞遍开，无益浪费；六为矿砂银少，强科民买；七为民皆开矿，农桑失业；八为奏官强横，淫刑激变。
他最后的结论有点危言耸听：“（如果不加以阻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21]
《明史》也认为，明朝最终之覆亡，实兆于此。
可以说，自明代肇兴直至灭亡，银币制所导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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