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加速，明显活跃。明代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之先进，由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存在，是不用怀疑的。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也提醒我们，在明代的海洋贸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被滨下武志称之为“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国——日本——东南亚贸易通道和网络。也就是说，所谓“纳贡”，不过是名目而已，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商业贸易体系。
合法的纳贡贸易，被称为“勘合贸易”——由明政府向日本足利义满幕府发给“勘合”，而没有取得“勘合”的商船则为海盗。顺便说一句，据《明史》记载，日本的“朝贡使团”在从宁波前往北京的途中，经过《金瓶梅》所描述的临清，曾对这样一个富庶之地大肆劫掠。[26]
“纳贡”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怀柔政策，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对于明代统治者来说，接受纳贡，在经济上其实是很不利的——宗主国向朝贡国偿付数倍于贡品的物品和金钱，给朝廷财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正因为如此，明朝政府从现实考虑，尽量控制、压缩朝贡的规模，也在情理之中。到了后来，朝廷甚至不得已而采取了闭关绝贡的极端政策。当然，这一政策的政治后果非常严重。对北方瓦剌的马市的限制或冷淡，是导致“土木之变”的重要原因；而对日本采取闭关绝贡，则与十六世纪的倭乱有明显的内在关联。“绝贡”直接导致了海盗的猖獗，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明史》中说，真正的日本人在所谓的“倭寇之乱”中，其实只占到人数的十分之三；而《洋防辑要》则认为，“真倭”只占到“倭寇”的十分之一，大量的中国沿海不法商徒混迹并聚啸其间。因此，严令禁海的明代官员朱纨在自尽前给朝廷的疏文中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27]
从朱纨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沉痛的所指——即中国南方海洋贸易集团（比如新安商人）走私贸易的规模以及他们在所谓的“倭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虽然一般来说，“倭乱”之平息可以看成是戚继光、俞大猷在军事上的胜利，但明朝统治者重新恢复了航海贸易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