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之初，鉴于元代法律废弛、贪腐成风的现实，明太祖朱元璋有意凸显法律的作用。至洪武十七年，建三法司“贯城”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所谓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相互制衡的法律机构——刑部受天下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至十八年颁布《大诰》，明代法律（刑法）大致格局初步成形。然而朱元璋建立“贯城”的微义，在于“法天”，所谓“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33]。三法司乃是天道的象征，而立法的初衷，仍然不外乎天道、德治、法律三位一体。朱元璋曾这样戒谕臣子：
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34]
又说：
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为善治乎？[35]弹的仍然是礼法并行、仁德为主、刑罚为辅一类的老调。
更何况，统治者让法律行之于世的根本目的，在于“帝祚永固，江山一统”，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一旦有所需要，政治压倒法律、权力消弭仁慈的情形必然屡屡发生。明初的重典酷刑，令人咋舌。苏州的姚润、王谟被征召不至，即被诛杀而籍没其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死者竟高达四万。[36]明成祖起于靖难之时，为了止谤息议，族诛绝种，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明代的刑罚，似乎有意将官吏与平民区别对待。对待官吏，惟用重典，频下猛药；而对待老百姓则宽容有加。所谓“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37]。这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对待平民的律法方面，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留意。比如说，制定《大诰》时，朝廷就遵循法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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