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俗和悲观主义意识有关。在地方衙门，正义得不到伸张，冤屈得不到昭雪，百姓唯一可做的，自然就是越级上访，乃至于赴京师告状。
越级上告之事例，在《金瓶梅》中多有描述。如安童告苗青一案，其结果仍然是沉冤莫雪。至于赴京师越诉，《金瓶梅》倒没有涉及。据《明史》记载，百姓因见地方司法不公，越级上访乃至进京告状的例子层出不穷。开始朝廷还虚与委蛇，派人查实复核。大概是案件数目过于庞大，到了后来，干脆就不问虚实，对凡到京师越诉的访民，一律予以逮捕，发往边关充军。事已至此，百姓可以采用的最后一个选择，大概就是将法律彻底抛在一边，依靠法律之外的极端手段，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武松如此——他遇赦后，直接手刃潘金莲和王婆，为兄报仇；来旺如此——从徐州刑满释放后，立刻将西门庆的小妾孙雪娥拐走，作为报复。《金瓶梅》真实地反映了一般百姓从懂法、守法到反受法律戕害，并最终罔顾法律，铤而走险的全过程。
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金瓶梅》所揭示的明代社会而言，法律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在《金瓶梅》中谁最需要法律？而法律事实上又在保护谁？
《金瓶梅》中最成功的“职业法官”当属提刑夏龙溪。此人以正千户提刑官的身份，与当地知县共同掌管地方刑法。官职虽然不高，但他将法庭完全视为谋取私利的场所。仅苗青一案，他从西门庆手中分得的赃款即达五百两之巨。明代官员的俸禄之菲薄，于史有载，多遭后人诟病；而另一方面，当时社会的一般状况，则是商业繁华，生活奢靡，风尚骄浮，道德荒佚。两者之间形成极大反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概括说，当时的社会，事实上已经完全为金钱所控制，所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官员到了地方，莫不以官父之衣冠临天下，以胥吏之心计谋利禄，权钱交易盛极一时。夏龙溪以区区刑名小官，而要谋取暴利，不从法庭上受贿，岂有他途？
夏龙溪在千户提刑官的职位上如鱼得水，食髓知味，而朝廷对他的工作也十分满意。在一份由兵部签署的考察各地卫司官员的照会上，上峰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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