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学说对于程朱理学的反动和矫正，从思想史的脉络来说，自有其历史和学理渊源。除陆象山之外，一般而言，在明代首开阳明学端绪的，当为推崇“自得之学”的陈白沙。而在陈白沙之前，则有吴与弼。当然，也有人将“陆王”与“程朱”之争，追溯至北宋元祐年间的程（颐）苏（轼）之角立，进而认为，姚江“良知”之学的血脉实源于东坡。[1]考虑到在程朱与陆王的思想论争中，对苏东坡的评价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一看法显然极富洞察力。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阳明学说承续孟子，推崇陆象山，而处处与朱子学针锋相对、分庭抗礼，以救“朱门末学之弊”，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王阳明对程朱的驳难，除了学术思想上的分歧之外，也有着深切的现实忧虑。也可以说，阳明学说出现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救世”，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社会现实层面的种种挑战。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学界的种种弊端有过这样一番描述：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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