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外异人伦，入于虚寂，为儒者所不取。阳明或许还认为，圣人之学那种至易至简、至广至大的圆融境界，要比仙、释更为高妙。他在比较佛儒之别时，曾有“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之论，并接下来解释说：
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19]概而言之，阳明学或“良知”之教，发端于儒学内部。阳明本人主观上亦始终持儒学的基本立场，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阳明心学既然要重新确立“心”的地位，致力于人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并试图重构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样一来，它与佛、道（尤其是佛教）的世界观便形成了重叠和复杂的纠缠。也就是说，阳明学本身即隐伏着仙、释二氏的“幽灵”或“结胎”。更何况阳明本人醉心于佛、道三十余年，多年熏染习得，若推究其“顿悟”式的悟道经历、其论道与传教的方式、其认识论与方法论，仙、释二氏的魅影亦在背后若隐若现。《传习录》的话语方式，实际上也受到佛教经典文本的影响。比如说“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样的语录，与达摩《血脉论》中“心外无佛，佛外无心” “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一类的表述，涵义和句式都极为相似。
如果说阳明还试图恪守儒家的基本教义与立场，佛儒之间的界限还能勉强维持的话，到了他的门人即再传弟子那里，这种界限便很快瓦解并化迹于无形了。其大弟子王龙溪公然将“良知”之说置于儒道释三教之宗的位置，并声称：“学老佛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为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则亦儒之异端而已。”[20]似乎在一味地模糊儒与佛、道的区分。耿定向也说，能出世的人，亦能经世，释氏广大慈悲之教，对国家亦有导俗善世之用。[21]而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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