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解，认为《金瓶梅》对社会人情世态的恶劣丑陋描述得十分生动，但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不用说，这种见解，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因而无法自圆其说的——对社会及人性的恶劣与丑陋加以揭露，如果不是批判，那又是什么？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固然对晚明的社会政治现实以及道德状况做出了严厉批判，但思想倾向过于悲观，没有给人指出应有的出路——在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种出路一度被理解为《金瓶梅》问世三四十年后的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这种判断的前提部分没有问题，但结论却似是而非。《金瓶梅》的作者实际上明确地给出了出路——这就是在此要着重讨论的佛道价值观，但论者却故意对它视而不见。当然，你可以不认同这种价值观，但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更不能无视作者的用心和文本意图。
如前所说，正因为作者对社会现实政治乃至人情世态的批判和揭露过于彻底，作品有陷入虚无主义的危险。对现实否定的决绝之态，确实导致了“价值真空”的出现。为了弥补这一“真空”或“裂隙”，作者引入了佛道的价值维度，并将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系统相对化，将“出世”视为超越极端功利化、欲望化现实境遇的一条可能途径。作者这么做，固然是出于激愤与现实判断的不得已，同时，也明显受到了佛道思想世俗化潮流，特别是三教合一思想的熏染和影响。这种激愤和不得已，在王阳明、王龙溪、赵大洲、李贽等人的思想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然，《金瓶梅》作者批判现实的动机，与阳明学诸人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正因为作者引入了佛、道的价值维度，使作品中的“隐含作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从一个新的价值层面来打量世俗世界的功名利禄和酒色财气，从仙佛的“空寂”立场来观照现实中的人生境遇——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既是激愤和批判，又是超脱与悲悯。这一思想倾向与叙事策略，极大地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
很显然，《红楼梦》中的佛道框架，实由《金瓶梅》脱胎而来。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中的“仙佛”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神话的外在模式。曹雪芹将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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