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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禅与念佛(4 / 7)

交给了佛僧尼姑,可谓是信念坚执;西门庆则是“不信而姑信”,体现的是社会中一般人对于佛道鬼神姑妄听之的惯常态度。在明代特有的社会背景中,西门庆与佛道的关系,也向我们透露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首先,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的新型商人,真正信奉的是金钱至上的原则,佛道的说教和戒律对他完全不起作用。

其次,西门庆“不信而姑信”的立场,与中国古人对虚诞邈远的鬼神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传统理念遥相一致。

再次,西门庆身上这种不信而犹信的矛盾状况,恰好从反面揭示出世俗佛教在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影响力。或者说,世俗佛教活动的兴盛,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虽不信佛,也不得不与佛门中人保持往来,施捐财物。

最后,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明末社会,由于商业发展、社会失序而兴起的金钱至上论,尚未有力量完全脱离传统伦理思想(包括佛道观念)的影响,像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的商业社会那样,建立起牢固而神圣的金钱信仰和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换句话说,金钱虽可满足声色之欲,但还不足以成为一种自足的价值信仰系统。西门庆对已经迂腐而失效的传统价值伦理,仍然心存敬畏。

总而言之,以《金瓶梅》 作者的立场而言,不论是吴月娘,还是西门庆,不论是吴氏吃斋念佛的“至诚”和“痴迷”,还是西门庆财大气粗的“施舍”与“功德”,均未能挽救西门庆欲火亡身的命运,也丝毫未能改变西门庆家族由盛转衰、曲终人散的最终结局。世俗的诵经念佛,其虚伪和诡妄,由此可见一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世俗佛教生活的批判,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即明代社会极端功利化的贪欲和“金钱至上”的倾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佛教界。世俗佛教与功名利禄同流合污,客观上已成为个体满足无尽欲望的工具。作者这一见解,与王阳明的判断一致:“(世人)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27]

不过,《金瓶梅》虽然对诵经念佛以求福报、施舍积善以图富贵的功利性世俗“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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