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求助于“民间佛教”净土宗，亦是情理之事。
而在佛教内部，僧人的作为和选择也有所不同。“万历三大僧”中的憨山德清和紫柏真可，儒、佛兼修，希望依靠禅宗的力量为社会正义四处奔走，并与当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发生对抗，最终身陷囹圄，舍身弘法；而云栖祩宏则因应时代剧变，隐居杭州，强调净、禅合一，通过净土的方便门径，弘扬“念佛为先”的人间佛法，最后成为明代净土宗的主要代表。
在荒木看来，与禅宗所强调的自觉、直悟与自力修行不同，净土宗以对西方净土的向往为依归，以“称念佛名”为基本修行方法，强调“他力救济”，通过念佛，往生西方净土。这样一种截然的对立，如果用来描述日本的净土宗或净土真宗与传统圣教义理的区分，或许没有问题，但若用纯粹的“弥陀本愿他力救济”来指称中国的净土宗，显然是错误的。
自从源空在日本建立净土宗、其弟子亲鸾创立净土真宗以来，日本的净土一脉，都片面强调所谓他力的作用，并将这种作用绝对化——人无论善恶，只要不断称诵佛名、唱念阿弥陀佛，皆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而净土真宗主张对佛的信心是第一位的，人在现实世界的善恶（包括杀人），对于往生净土皆无妨害，甚至有所谓“恶人正机”说——恶人更得弥陀青睐，是获得超生和拯救的主体。这种对于佛教经典偏狭的理解，显然是对基本佛教义理公然的违背，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说，也产生了恶劣的后果。自明治维新以来，在甲午、日俄以及侵华战争中，日本的佛教各派（特别是净土真宗）都给予了配合与协同，甚至模仿西方天主教，向中国各地派出明显带有文化扩张性质的传教使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近现代文化史上，中日两国的佛教在因应社会与时代变化时所呈现出的截然不同之发展路向。
而中国的净土宗，“虽主张一切恶人也可以通过修持念佛往生净土，但依据净土经典仍认为根据个人的生前的善恶行为，往生净土的品级是有高低、优劣的，是以善人为往生本位的”。[29]“虽然强调弥陀的本愿的他力具有无限威力，可以接引一切发愿往生的众生到西方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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