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又问，如此不是作好作恶吗？阳明回答说：“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33]
薛侃显然是被他的老师搞糊涂了。即便是当今的读者，对王阳明这段禅宗公案般的开示，也会有难解之处。既然说善恶相对，花有花的生意，草有草的生意，那么草就不该去掉了？阳明却认为不妨去之。既然可去，那么岂不是与阳明所说的“圣人不作善不作恶”相矛盾了么？若说好恶一循于理，我们不妨代薛侃再问一句：理又从何而来？
阳明语录的难解，与他采取的禅宗公案般的开悟方式有很大关系。从上述这段文字来看，草之去与未去之间，阳明本人似乎也有某种不得已的苦衷。而到了“天泉证道”，这个苦衷终于被和盘托出，直露地呈现出来。
丁亥九月，王阳明起复以征思、田（广西的思恩和田州）。临出发前，其弟子钱德洪与王汝中（龙溪）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论辩。谈及先生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龙溪给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评价：“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据此，钱德洪反驳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34]
到了晚上，弟子们侍坐在天泉桥上，钱、王二人各举请正。王阳明是这样来评价两位弟子的论辩的：
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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