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l>[39]。因此，阳明的无善无恶论，“不是否定伦理的善恶之分，它所讨论的是一个与社会道德伦理不同面向（dimension）的问题，指心本来具有纯粹的无执著性，指心的这种对任何东西都不执著的本然状态是人实现理想的自在境界的内在根据”[40]。
随着明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特别是社会日渐功利化的趋势，程朱所谓“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41]的僵化道德观与善恶观，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情势。善恶的直接对立、传统的善恶之分应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无力，当然不只是王阳明一个人看到了。同时代的很多人，甚至包括王阳明的论敌也不同程度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如何评价因社会商业发展而带来的功利性，如何评价欲望、尤其是情欲，如何应对商人崛起和阶层流动，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新课题。万历年代担任首辅（相当于宰相）的政治家张居正，曾明确地表述过这样一个看法：
故有在昔以为善，而在今以为不善者矣；有在此以为善，在彼为不善者矣。[42]无独有偶，李贽也几乎说过同样的话：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43]在此种情景之下，如果一味地执念于传统善恶之分的僵硬标准，其结果恐怕只能导致“伪善”的出现，甚至只能走到善的反面即“非善”。关于这一点，李贽说得更加斩钉截铁：如果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之中，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其结果就只能是没有是非。
明末社会中思想界的状况，诚如王阳明所批判的那样，孔孟真义已经沦为装点门面、饰智矜愚的训诂之学、辞章之学和记诵之学。而在社会的现实层面，出现了人人都在“行善”，而“恶”却周流于天下的悖论。关于这一点，《金瓶梅》表现得尤为深刻。
要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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