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伪善中有真善，虚假中有真实。《金瓶梅》崇祯本的批评文字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世情之假往往从真来，故难测识”。正是由于“良善”的掺入，使得伪善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装饰，使人不易辨别。所以说防小人易，防伪君子难。这里的“良善”，类似于人所固有的四端之心，也类似于李贽所谓的“生知”——即耕稼陶渔之人生而就有的善或“佛性”[44]。无论是西门庆、潘金莲这样的“色魔”，还是应伯爵、谢希大这样的“帮闲”，乃至于张胜、鲁华这样的“架儿”，薛嫂、文嫂这样的“色媒”，在日常交往中，他们偶尔也能够表现出天良的灵光一现。问题在于，天良也好，伪善也罢，一旦遇到私利，即如雪见艳阳，顿时化于无形，露出其恐怖和丑陋的底色。对功名利禄的贪婪和无条件追逐，正是伴随着明代商业社会的兴起而出现的基本人情世态。
在这里，《金瓶梅》的作者遇到了和王阳明、李贽几乎同样的问题：如何辨别并区分善恶？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变成：在伪善甚至是“亦恶亦善”大行其道的新的社会条件下，简单直接地区分善恶，是否还有可能？是否还有意义？
不过，尽管从导致“无善无恶”论出现的社会机制上来看，《金瓶梅》的写作与阳明学产生的背景没有多大不同，但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异。
阳明学心体澄明的无善无恶，固然是“至善”，但它毕竟还要与有善有恶、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相资为用。阳明的“四有”、王龙溪的“四无”以及李卓吾的“真空”，都包含着重建善恶及道德秩序的冲动。尽管如此，当时和后代的学者在批评阳明学的无善无恶论时，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救世冲动”恰恰疏松了对于恶的抵抗，客观上造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妥协，从而加速了体制和秩序的崩溃。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对阳明学的批评人所周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此亦颇多异议与论辩。
《金瓶梅》的无善无恶，则退得更远。局部的良善仅仅是伪善的护身，而伪善则是周流于世间而无孔不入的。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则是酒色财气一类的私欲。按照这样的观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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