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说发明了许多新方法、新见解。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其背后的政治意识、文学趣味和文化策略，这里无意一一加以评论。我们知道，潘金莲绝非是一个历史人物，对这一人物的分析与评价，无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立论依据。厌恶与批判也好，同情与赞赏也好，乃至于翻案也好，所依据的基本文本，要么是《水浒传》，要么是《金瓶梅》。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文学研究中的常识问题：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事实”，完全不能等同于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史实，它不能被直接作为证据来使用。若要援引小说的故事情节作为论据，则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即对文学文本中的作者意图、文本意图以及与这些意图相关的整体叙事策略，进行细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分析。否则的话，仅仅依据个人的好恶和作品中的片言只字来重构潘金莲的形象，则无异于盲人摸象。
严格来说，《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并不是同一个人物。《水浒传》如何勾画潘金莲这个形象，与作者的总体意图和叙事目的有关。她在《水浒传》中被简单地塑造成一个荡妇或恶妇的形象，是由作者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和叙事目的所决定的。到了《金瓶梅》，潘金莲这个在《水浒传》中相对次要的插曲式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了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就是说，相对于《水浒传》，《金瓶梅》的作者基于完全不同的思想立场，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修辞方法来重写这个人物。简而言之，潘金莲的善恶问题，不仅涉及到《金瓶梅》作者的一般道德观念，而且还反映出作者所持有的“无善无恶”的相对主义价值立场。另外，潘金莲形象的复杂性，也与作者特有的叙事策略（即“真妄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金瓶梅》中，作者对潘氏之恶，对她的机诈与淫荡、毒辣与贪婪，确乎用浓墨重彩刻画之，这一点并无疑问。我们不能魅惑于潘氏之珊珊可爱的形象与凄惨的悲剧命运，而置这一基本线索于不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对她的天然韵致、妩媚真趣以及重情重义也多所着墨。张竹坡有一点说得很对：作者写潘金莲，不用一处钝笔。对她的行止、心理、话语，作者处处用灵动之笔来刻画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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