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铜镜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富贵之家）的使用情况。
我们知道，在《金瓶梅》中，以潘金莲而论，就有梳头的小镜子、照脸的大镜子、化妆打扮的“大四方穿衣镜”等多款镜子。这些镜子从材质上看，当然都是铜镜。时间一长，镜面日渐昏昧，自不待言，故而需要有专门的磨镜人用水银来打磨。尽管被磨后的镜子“耀眼争光”，但其亮度想必不能与“视若无物”的西洋穿衣镜相提并论。否则的话，《红楼梦》中的西洋镜也不会对刘姥姥产生戏剧性的奇幻效果。另外，西门庆家的小厮来安，两手提着大小八面镜子，竟然行走如常，说明在《金瓶梅》中，即便是最大的穿衣镜，体积也不可能很大。而《红楼梦》中的西洋镜既大且多，既亮且奇，既是日常照临之具，亦有装饰和陈设之作用，足以使刘姥姥这样的乡下人产生幻觉。从这个方面来说，《红楼梦》与《金瓶梅》中的镜子，确乎迥然不同。
若说《红楼梦》透过大量有关镜子的隐喻来烘托真假、虚实的对立，强化实体与幻象之间的恍惚效果，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说《红楼梦》的“真假对立”完全是西洋镜的馈赠，则断断不可。因为《红楼梦》中固然有“镜中花”，但毕竟还有“水中月”。且不说“镜中花”的隐喻由来已久，即以《金刚经》中“如梦幻泡影”一类的实相非相之喻而论，在一般信众中也都是老生常谈，更不必待西洋镜传入中国才会有所觉悟也。
话说回来，在《红楼梦》中，以世俗人情而论，除了真假对立之外，还有“善恶对立”和“清浊对立”。作者同时在这三个不同的层面上，对笔下的世情与人物进行观照或评判。很显然，“真假对立”是三个评价尺度中最重要的一个，凌驾于另外两种尺度之上。与《金瓶梅》不同的是，《红楼梦》将真假关系放置于中心地位，却并未完全取消善恶是非。而《金瓶梅》中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或者说所有的人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在佛家哀怜的目光下，《金瓶梅》中所有人物似乎都成为了无善无恶的“众生”；而《红楼梦》则赋予林黛玉“直烈”“高标”的君子品格，以及出污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问题是，正因为真假对立的介入，传统的善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