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思想界所发生的那个重大的观念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也在明代中后期的中国发生了。两者出现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经济的飞速发展、阶层流动性的增加、新兴商业伦理的初步形成。另外，明代地方经济势力（如晚明的东南沿海集团）迅速膨胀，开始影响到皇权政治，单单依靠旧有的“一贯式”儒家道德、伦理，已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控。明代社会法律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法律的倚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在新旧交替的背景下，法律的运行和实施，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有这些内容，在《金瓶梅》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重估一切价值”的冲动，首先从宗教开始，依次波及到道德和法律层面。中国社会并无西方式的宗教系统，因此思想变革主要在道德的领域内展开。不用说，《金瓶梅》正是这样一部对社会政治、道德、法律的伪善展开批判，并对传统社会人情伦理的“虚妄”进行全面质疑的作品。如前所述，西方的社会革命与思想变革，是在“自然”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说，对“自然”的发现，构成了反基督教主义、反道德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金瓶梅》的“嫉伪”和道德批判，也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它当然不是萨德、施蒂纳、尼采的“自然”，而是佛教与阳明学“无善无恶”的“本然”。
西方“回到自然”的观念，是建立在博物学、实验神学、宇宙起源学说以及科学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金瓶梅》所强调的回到“本然”，虽说有“直造先天未画前”的意味，但主要还是回到心体的空寂、澄明和“无”（很显然，那是一个排除了欲望乃至于是非善恶的“空寂”）。因此，“回复本然”的观念，既提供了社会道德批判的动力，同时也暗示了“出离世间”的归宿。众所周知，儒学内部的“本然”或“本来主义”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即由《周易》所确立的天地万物造化流行之“至善”。虽说在程朱的时代，理学受到佛学的重大影响，但朱子并未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绝对分开。通过格物，个人完全可以排除昏昧与蔽障，达到对本体的洞彻。然而阳明学的无善无恶论之流行，有了更多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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