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可以看出此人有性急的毛病，且往往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事还没做成，风声早已传遍了整个清河县城。而且，他给朝廷的奏章还未发出去，就被人偷偷地抄录，送到了夏提刑的案前。其遇事鲁莽、行事不密、用人不察、见识不敏的浅陋，亦于此回的文字中暗暗露出。这就出现了小说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
夏提刑和西门庆拿到曾孝序奏章的抄本之后，立刻派出夏寿、来保等家人，雇了快马，连夜去东京，找人打点疏通去了。夏寿和来保到了东京，通过行贿，得到蔡京管家翟谦的保证——将曾孝序的上奏，“压下不发”。他们办完了此事，在返回清河的途中，遇见了曾孝序派往东京送参本的马队，“路上一簇响铃驿马，背着黄包袱，插着两根雉尾、两面牙旗”，正往东京的方向绝尘而去。看到这个阵仗，一身轻松的夏寿和来保，恐怕心里也要忍不住笑出来吧。
《金瓶梅》中“破例”正面描写的这个清官，居然也是这般的不济事。曾孝序在知道他的参本被压住不发以后，“心中忿怒”，居然赴京见朝，再上表章，足见此人虽然正直，但对当时的官场生态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一味地刚刻行事。最后蔡京实在看他不耐烦，先是打发他去了陕西，后来随便找了个借口将其除名，并逮捕其家人，锻炼成狱。在那样一个社会腐败、政治荒弛的年代，曾孝序根本不是蔡京的对手，甚至也不是西门庆和夏提刑的对手，因苗青一案而致家败名除、窜于岭表之上者，读来令人心中恻然。
我们再来看看黄通判。安童一心要为故主报仇雪冤，离开清河县以后，他来到了东京，投奔开封府黄通判衙内。黄通判名黄美，字端肃，是被害人苗天秀的表兄，也是扬州人。安童来找他伸冤，当在情理之中。黄通判在知悉案件缘由之后，“连夜修书”，让安童到山东察院找曾孝序告状。应当说，曾孝序被卷入苗青案，落得家破身危的结局，完全是拜黄通判所赐。黄通判写给曾孝序的那封书信，《金瓶梅》一字不落地“记录”在案。
这封书信，既有私人信函的温文与情谊，也有公文式的高调与堂皇，因而很值得读者留意。在这封信的开头，黄通判首先追溯了自己与曾孝序非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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