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制度的影响问题，但是除了限于就国际能源机构所作的个案研究外，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并不多。所幸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8]
最后，《霸权之后》一书对国际机制的合法化问题重视得不够。该书只强调国际制度是有价值的，但是制度的价值是根据其合法化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说，规则所具有的强制性和精确性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冲突的权力能够委托给第三方来实施。伯利（Anne-Marie Slaughter Burley）在1993年指责我“重新发现国际法但又拒绝承认其意义”[9]。我就此作出的回应是，我们应该研习国际法，并注意国际法学家是怎样思考国际制度的。然而，我想说明的是，社会科学已经设计了许多先前不为国际法学家注意的研究工具，与法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相比，它们更有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和解释国际制度。[10]
要理解国际制度是在什么条件下创设和维持的，它们对国家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如何，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学术工作需要去做。我非常欢迎中文版的读者能对本书提出批评意见。如果要提高我们对21世纪世界政治的理解，并帮助政策制定者们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来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那么跨国和跨文化的对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我再次感谢苏长和博士将本书译成中文，并希望看到中文读者的回应。
罗伯特·基欧汉
2000年10月9日于杜克大学
注 释
[1]我希望《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不久也会有中文版。（实际上，基欧汉可能并不知道，该书早在1992年左右即被译成中文，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但中译本当时可能没有得到版权许可。——译者注）
[2]Joseph Nye, 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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